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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大换防”频现 万科、旭辉等房企启动开年新一轮架构调整******

　　2023年新年伊始，地产行业迎来首波房企高管“换防”小高峰，包括万科、旭辉、融创、龙湖等房企多名区域高管发生职位变动。

　　新京报记者也注意到，开年的首轮高管变动也与新一年房企战略调整密切相关，尤其是房企内部管理架构的调整、区域的合并或升级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高管层面的变动，这也意味着2023年新的“战役”已经打响。

　　万科、旭辉等多家房企“区首”发生变化

　　从2022年12月至今，短短一个月期间，万科先后对上海区域、南方区域进行了人事换防。

　　2022年12月16日，万科调整上海区域高管任命。其中，万科开发经营本部CEO张海不再兼任上海区域区首，全身心投入集团开发业务的整体提升工作；原上海区域副总经理、业绩第一的杭州公司总经理吴镝升任上海区域区首。

　　继上海区域后，万科南方区域也开始人事换防。1月9日，原东莞万科总经理周嵘出任深圳万科总经理，南方区域副总经理李东接任东莞万科总经理一职。

　　从这两次区域高管的任命来看，万科均是从“听得见战火”的一线提拔将领，吴镝和周嵘在过往经历中都有出色的业绩表现，这也体现了万科在2023年依旧强营销、打硬仗的思路。

　　进入新年，旭辉营销中心总经理闫强和华北区域总裁董毅双双跳槽，据市场消息，闫强将加盟龙湖担任龙湖苏州事业部总经理，而董毅将加入越秀集团担任华北区域副总裁，但目前龙湖和越秀尚未发布官方人事任命公告。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融创华北区域的人事换防。根据华北区域管理需要，融创总部任命易绪兵为集团副总裁，兼任华北区域总裁，不再担任北京区域总裁助理兼石家庄公司城市总经理职位。同时，集团执行总裁迟迅不再兼任华北区域总裁，调任融创总部，另有任用。

　　此外，在新年伊始，随着“新帅”陈序平的上任，老将邵明晓“功成身退”，已计划退休，于1月10日辞任龙湖集团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副主席，这也意味着龙湖进一步完成了新旧管理层的更迭。

　　人事换防背后：新一轮区域架构调整开启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开年的高管变动多为区域层面的“一把手”，这也反映出房企在新年伊始正在进行新一轮架构调整，随着区域的裂变、合并带来了人事上的变动。

　　关于华北区域总裁董毅的离职，旭辉集团向新京报回复称：“董毅华北区域集团总裁职务的调整已经发文，交接期到这个月月底。华北区域与西北区域合并，原西北区域总经理周长亮将担任新的华北区域的总经理。”

　　回顾董毅调任华北区域总裁时正值华北区域的成立，即2020年1月，旭辉整合原北京事业部、天津事业部成立华北区域，而此次华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合并也意味着华北区域不再作为单独的营销区域。从旭辉华北区域的单列到合并，也可以反映出该区域地位的变化，同时，也从侧面看出旭辉华北区域的业绩实现并非一帆风顺，天津、石家庄等地随着市场转冷业绩也面临下滑。

　　同样启动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的还有融创集团，主要包括成立地产经营中心、资本与融资中心以及资产运营管理中心三大中心平台，由此达到“瘦身”增效和敏捷管理的目标，还同时包括部分区域的变更以及区域人员的下沉和精简。

　　而在新年直接宣布优化组织架构的还有绿城中国，其将浙西区域集团、浙东区域公司、杭州亚运村项目公司合并，成立浙江区域集团，按区域集团类别管理，负责浙江省、福建省的投资拓展与项目管理。随着浙江区域公司的合并，其内部人事任命也发生调整。据悉，原浙西区域集团董事长迟峰，任新浙江区域集团联席董事长、总经理；原浙东区域公司董事长吴恒，任新浙江区域集团联席董事长。

　　同样完成区域调整的还有招商蛇口，其对全国范围内的8大区域中的4大区域进行了调整，涉及华东区域、江南区域、华南和深圳区域，包括南通、无锡、长沙、惠州等多个城市公司的新设和合并，也势必将带来人事层面的新变动。

　　目前房企组织架构的调整多聚焦在收缩，主要体现在区域的合并管理。对此，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认为，房企组织调整也反映市场环境的变化，2022年房地产市场整体低迷，2023年市场预期仍需时间修复；目前的市场环境继续“做大”并不合适，收敛聚焦也是为了应对后续潜在的风险。

明星代言：有规矩才成方圆******

　　【影视锐评】

　　作者：任孟山（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包括知名艺人、娱乐明星、网络红人等在内的明星代言活动做出明确具体、更具操作性的规定，为坚持正确广告宣传导向、廓清行业风气、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维护广告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提供更为有效的保障。其中强化对明星代言的约束部分，引发了业界的普遍关注。

　　以前明星代言一出了问题，往往是公司作为明星的“马甲”，代为受罚。而公司受罚到一定程度，往往会注销了事或者归于静默。明星不再以此公司从事相关活动，转而由新法人注册新公司，继续运营。《指导意见》规定“对于明星虚假、违法代言的，要坚决依法处罚到明星本人，不得以处罚明星经纪公司替代对明星的处罚”。这就将处罚具体到了明星本人。不仅如此，《指导意见》还强调，“对于明星虚假、违法代言情节恶劣的，要加强公开曝光，依法依规列入个人诚信记录，加强失信联合惩戒”。在现代社会，如果被列入失信名单，就意味着个人的社会信用有污点。这不仅会降低明星本人的品牌价值，还会制约明星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此政一出，大大提高了明星代言的违规成本，势必使明星在产品代言中更多谨慎小心。

　　不过，处罚毕竟发生在出现不良后果之后。若要治本，从源头消除明星代言的不规范行为，则需完善法律法规，从代言行为的初始阶段开始制约监督。正因如此，《指导意见》中关于“明星本人应当充分使用代言商品，保证在使用时间或者数量上足以产生日常消费体验；象征性购买或者使用代言商品不应认定为广告代言人已经依法履行使用商品的义务”的规定，乍看上去出人意料，细想起来很是到位。所谓明星，要么有脍炙人口的作品，要么有深入人心的角色，要么有惹人关注的话题。这些特质容易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厂家之所以愿意找明星代言，正是看重这些明星的注意力资源。很多影视演员在短时间蹿红，各种产品代言立刻找上门来，使注意力资源有了变现的可能。但注意力资源并不稳定，甚至是转瞬即逝的。有的明星生怕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为了在短时间内将利益最大化，在高额代言费的诱惑下对代言产品来者不拒。他们当中有的人被各种事务缠身，根本没时间了解代言产品。代言时，只得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广告词照本宣科，利用明星光环和营销话术，吹嘘甚至夸大产品质量功效。有的人则代言并不适合自己或与自己原本的生活消费理念相悖的产品。比如某明星明明为了保持身材只吃健康食品，却在广告里热情推荐大家购买快餐、速食。某明星自己只用价格昂贵的高端护肤品、保养品，却代言中低档产品。还有代言金融产品的明星，自己没有投过一分钱，却在广告中言之凿凿地说收益颇丰。这种明星不珍惜自身形象，只看重眼前利益，演艺事业之路注定走不长远。从这个角度看，《指导意见》从全流程规范明星代言行动，明确其责任，对于捋顺明星代言市场行为规范大有裨益。

　　当然，有规矩才能成方圆，外在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代言乱象。但要想根除明星代言的各种问题，还需要明星乃至整个文娱和广告行业转变观念，将社会责任放在经济利益的前面。明星及其经纪团队要懂得广告主花巨资请明星代言，是因为受众将作品或角色的光环转移到商品上来。好的代言可以使明星的个人魅力和作品或角色魅力同频共振，实现双赢。而不好的代言则可能使明星名声受损。所以必须立足本业，不断创作优秀的作品或角色，才能一直拥有“明星范儿”。接代言时必须谨慎，时刻将声誉、信誉、品德放在首要位置，做好产品审查工作，做到合规合法，合乎受众的期待。

　　总而言之，在代言之前，明星要潜心生产创作，提高道德修养，推出更多优秀作品。代言开始时，明星要在真实使用产品、全面了解商家之后做出谨慎决定。在代言过程中，产品一旦有问题，明星本人必须为虚假代言等行为受到相应惩罚，体会到决策不谨慎引发之“痛”。多管齐下，才能还广告市场和文娱领域一片清朗的天空。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5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